文章发布时间：2025-09-02 13:22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一】
前言：打败法西斯的不是西方所宣传的英美，而是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和苏联
在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西方列强仍在重复他们一贯的话术：美国的工业实力和英国的决心将世界从法西斯手中拯救出来。
而这，纯属弥天大谎。真相在数据中昭然若揭：当西方列强盘算着他们的经济利益时，苏联和中国人民却付出了血的代价。打败法西斯的不是英美资本，而是社会主义的领导与人民的英勇——源自莫斯科与延安的卓越战略，来自拒绝屈服的工农群众坚不可摧的韧性，以及那拯救人类免于奴役的巨大牺牲。
真正的二战开端，并非始于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而是始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十年间，中国孤军奋战，而华盛顿和伦敦却在计算利润。同期，苏联与时间赛跑，在知道入侵迫在眉睫情况下，强行推进工业化。
斯大林在1931年2月向工业管理者发表的讲话中，惊人地准确预言道：“我们比发达国家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弥补差距，如果达不成目标，我们就会被淘汰”。
十年后的1941年6月，德国国防军入侵苏联。苏联正好用十年的时间，为这场众所周知必将来临的战争做了准备。此次准备虽不足以阻止最初的偷袭，但却足以让苏联实现复苏——这就是为什么波兰在六周内溃败，而苏联能最终成为战胜国的原因。
大西洋列强的战略简单而自私：让法西斯主义打败共产主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应认清谁真正拯救了人类
西方的蓄意拖延：一种背信弃义的战略
西方背信弃义的历史轨迹，不言自明。1931年至1937年间，当日本瓜分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时，西方的银行仍旧在东京正常营业。石油驱动着日军战舰，废铁铸成了射向中国人的子弹。
当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南京制造大屠杀、对中国城市进行恐怖轰炸之时，盟国帝国主义者的回应却是向日本出售更多石油。日本当时80%的石油由美国提供，而喂饱日本飞机的美国燃料也成为轰炸中国平民的帮凶。一直到1941年，日本90%的钢铁都来自美国。中国战火纷飞之时，英国更忧心的是其在香港的利润，而非中国人的性命。
英国的策略是让希特勒和斯大林两败俱伤。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时，英国和法国假意宣战，但实则按兵不动——这场“假战”持续了八个月，他们指望希特勒会掉头向东。当希特勒果真于1941年6月转向东方进攻苏联时，丘吉尔却摆出一副与斯大林结盟的姿态。
丘吉尔的反共立场贯穿他的职业生涯。1919年，他就授权对新生的苏联红军动用武力。这一点他在1954年亲口承认过，如果在1919年当选，他定会“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扼杀在摇篮中”。
1941年，在被迫与斯大林结盟的情况下，他告诉议会：“即便是希特勒入侵地狱，我至少也会为恶魔说几句好话。” 1945年，希特勒刚死，他就策划了“不可思议的行动”，利用德国国防军进攻苏联。
丘吉尔的种族灭绝冲动不仅针对共产主义者，同样针对殖民地人民。他的种族暴力行径可略举一二：庆祝在恩图曼（1898年）屠杀“野蛮人”，支持杀害48000名非洲人和布尔人的集中营，主张使用毒气来消灭伊拉克“未开化部落”（1920年）。
到1942年，当孟加拉人陷入饥荒，丘吉尔却告诉利奥·艾默里（英国保守派政治家和新闻记者，跟丘吉尔关系密切，编者注）：“我讨厌印度人，他们是信奉野蛮宗教的野蛮民族。”当艾默里恳求救济孟加拉饥荒时，丘吉尔回复称印度人“像兔子一样繁殖”。艾默里记录道：“我忍不住跟他说，我看不出他的观点与希特勒有什么区别。”当300万人饿殍遍野时，英国却在出口孟加拉的大米。
这个计划重新武装纳粹以对抗苏联的丘吉尔，为假想的欧洲需求而囤积粮食，致使数百万人因饥饿而丧生。时至今日，英国却将此人奉若神明。他与希特勒的区别唯胜败而已。
丘吉尔
美国直至珍珠港遭到直接袭击方才参战——此时距离德国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已过去六个月，距离日本侵华已逾十年。原承诺于1942年开辟的第二战线直至1944年6月才得以兑现——整整晚了730天，而此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会战早已击跨德国国防军的战斗力。到诺曼底登陆日，红军早已粉碎德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整个苏德战场（东线）累计歼灭了607个德国及轴心国师团。德国国防军总伤亡1110万人中，约900万人（惊人的80.8%）倒在了东线战场。
美国的做法很明确：宁可要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欧洲，也不要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宁可让日本统治亚洲，也不愿看到中国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力量的扩张。列强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和对其殖民地的贪恋，远凌驾于任何反法西斯原则之上。
帝国主义国家并非天然盟友
1938年在慕尼黑，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在未邀请苏联的情况下瓜分了捷克斯洛伐克。当苏联提出集体安全政策时，英国派遣谈判代表乘坐缓慢行驶的商船前往莫斯科。英国海军上将德拉克斯抵达时竟未携带书面授权书。这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不与共产主义者结盟。
面对德国扩张和孤军奋战的局势，斯大林于1939年8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不是选择，而是必然。在接下来的22个月里，苏联军队规模增长了两倍，从190万增至570万，制造了24719辆坦克，其中包括1503辆T-34坦克，并将整个工业东迁。美国武官报告称，到1940年底德军入侵前，苏联已将大规模工业转移到乌拉尔地区。苏联将其边界向西推进了200公里至300公里，以空间换取时间。斯大林知道战争即将来临。
1940年5月，在法国溃败、英军从敦刻尔克溃退之际，丘吉尔临危受命出任首相。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提议通过墨索里尼与德国媾和——只要英国能保住其帝国地盘，德国可以统治欧洲。但丘吉尔提出反对，到非出于原则，而是基于算计：高加索地区每年生产2540万吨石油，占苏联产量的80%。德国当时的石油储备仅够维持3.1个月，如果希特勒夺取苏联的资源，英国必将战败无疑。
通过持续不断的战争，丘吉尔迫使德国在西线保留了209个师中的55个师。1941年6月“巴巴罗萨行动”启动时，德国国防军仅有73%的兵力可部署用于进攻苏联。这缺失的27%意味着德国将面临致命的战线过长问题，这与希特勒想要的速战速决相去甚远。苏联即便没有外部援助也可能幸存——其战略纵深、群众动员和工业迁移最终被证明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丘吉尔继续战斗的算计却在无意中援助了苏联的防御。
这些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内部冲突偶然服务于革命力量的偶然时刻——不太可靠。它们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可预测的产物，一旦出现就必须认清并加以利用，但绝不能将其误认为是同盟。
法西斯主义的预演：大规模屠杀左翼人士
在法西斯主义将屠刀伸向国外、侵略他国之前，它首先在本土完善了大规模屠杀的机制。1931年至1945年间，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政权有计划地屠杀了30万至40万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这并非战争中的附带伤亡，而是蓄意的政治性种族灭绝。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监禁、酷刑与流放。
这是一场为日后更大暴行所做的预演，而殖民宗主国对此却报以默许甚至赞许的目光。“宁可死掉共产党人，也不能让红色革命得逞。”当欧洲的法西斯政权在本土对共产党人实施屠杀手段的“精进”时，那些自诩“自由民主”的帝国主义国家，却在盘算着自己的经济利益。
1941年的西方强权：袖手旁观
1941年，按1990年国际美元计算，世界GDP总额约为4.5万亿至5万亿美元。那些最有能力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却刻意选择了袖手旁观。
据马克·哈里森记载，英美帝国核心区约占世界GDP的30.2%。仅美国就掌控着10940亿美元——约占全球产出的22%至24%——却在反法西斯战争爆发十年间保持舒适的中立立场。大英帝国从5.05亿殖民地臣民身上榨取了3440亿美元（占世界GDP的7-8%）。英美帝国合计控制世界27.5%的人口。美国在遭到袭击之前始终保持中立。英国虽宣战，但却优先维护其帝国利益。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仅将其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1%用于军事支出。1941年12月，1.339亿人口的美国仅部署162万兵力——武装人员仅占人口总数的1.2%。相比之下，德国在同年拥有730万兵力（占总人口7020万的10.4%），苏联至年底则有710万兵力（占1.954亿人口的3.6%）。英国虽于1939年就对德宣战，其军事支出已达到政府支出的53%，但其中大部分用于保卫帝国利益，而非对抗法西斯主义。这些数据昭示了英美采取绥靖政策的事实。
法西斯帝国主义轴心国已将其经济武器化。1941年，德国将其GNP的52%用于军事支出，到1943年则升至70%，并为巴巴罗萨入侵行动部署了310万兵力。日本在中国布下200万军队，在持续十年的战争后，其军事支出占GDP的27%。轴心国及其同盟中立国通过德国（4120亿美元）、日本（1960亿美元）、意大利（1440亿美元）和被占领法国（1300亿美元）掌控着世界GDP的18.5%。
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和牵制60%日本兵力的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则掌控着3590亿美元，仅约占世界GDP的8%。到1941年中，随着德军深入苏联领土，这一占比进一步缩小。然而苏联已将GNP的28%用于军事支出。红军从1938年1月1日和平时期的150万兵力，扩充至1941年6月的500余万人。
中国的悲剧就写在这些数据中。中国当时拥有世界20%至22%的人口（4.9亿至5.25亿人），在历经百年屈辱和十年日本摧残之后，其GDP仅占世界GDP的5%。关于国民党政府的可靠官方统计数据甚少。有二手资料称其拥有380万兵力；军事支出完全依赖外援；中国有人力却无武器，有勇气却无工业，有抵抗意志却无资源。
外援模式暴露了各国的优先事项。1937年10月至1941年6月期间，当美国作壁上观之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超过2.5亿美元的贷款、1235余架飞机、数千门火炮、数万挺机枪，以及其他弹药和物资。此外，苏联还向中国派遣了2000余名飞行员（其中200名为保卫中国城市而捐躯）和军事顾问。这些援助占苏联年度GDP的0.07%，而当时苏联正为自身存亡而战。苏联飞行员曾在南京、武汉和重庆上空执行作战任务。
反观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掌控世界GDP22%至24%的美国对华援助近乎为零。即使在参战之后，中国也仅仅获得了16亿美元的《租借法案》援助（1941年至1945年间），而英国则获得了314亿美援。
从1945年到1948年，美国向蒋介石政府提供了至少1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超过一半是军事援助——是二战期间提供的7亿美元军事援助的两倍——这还不包括大量剩余财产的销售所得。额外的援助持续到1949年国民党输掉内战。美国援助准则显而易见：抗日援助微薄，反共支持甚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本月出版的《历史评论》刊载的两篇文章提出了深刻的见解：“总体而言，在全面抗战初期，苏联对艰苦作战的中国提供的关键援助堪称‘雪中送炭’。其次，“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积极援助和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并与国民政府签订看似对等、实则不平等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旨在通过经济控制和军事干预来维持对华影响力。”
经济帐一目了然：英美坐拥财力却按兵不动，法西斯将社会各领域全面军事化，社会主义者虽资源有限，却毫无保留地奉献一切。
中国十四年抗战：被遗忘的胜利基石
中国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十四年来牵制着日本陆军的大部分兵力。中国380万兵力大多只是纸面数据——装备差、补给缺、常赤足作战。但他们却牵制了100多万日军，否则这些兵力可能会用于进攻苏联远东地区或横扫太平洋。每一名手持落后武器坚守阵地、空腹作战的中国士兵，都阻止了一名日本士兵转战他处。尽管军事上处于弱势，但他们英勇抵抗，战斗力毫不逊色。
以下数据将粉碎了关于谁打败了法西斯主义的所有谎言：
表1：谁付出了代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死亡人数分布
表2：经济实力与人口（1941年）
表3：迟来的战斗：军队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1939年至1945年）
图4：拖延的经济账：军事支出对比
兵力部署的格局揭示了真相：社会主义力量在存亡之战中殊死搏斗，而资本主义力量则精打细算保存实力，以谋取战后优势。
血的代价：谁真正打败了法西斯主义
表5：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死亡人数分布
表6：苏联和中国付出了沉重历史代价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共导致8262万人丧生，相当于当时世界总人口的3.6%彻底消失。
谁付出了代价，也就昭示了谁拯救了世界。这些数字将粉碎后来者关于这场战争的一切谎言——不是作为统计数据，而是作为控诉证据。每个数字都是一桩罪行：每个百分比都是一纸判决。
62%和11%的死者分别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仅1%的死者来自英美。
这不是英美的战争，却是他们的红利。
但即便这些死亡数字也仅呈现了一半恐怖图景。伤残者——那些肢体残缺、精神受创、身心破碎的幸存者——从西方历史书中彻底消失。我们在此为他们正名：
1300万至1800万苏联伤员遭受无视，他们每个人都承受着华盛顿与伦敦从未体会过的痛楚。当西方士兵负伤，就能得到抚恤金、勋章和人们的纪念。而当1100万至2600万中国人受伤，他们却从历史中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过、从未受过苦、从未被重视过一样。
数字即是最好的宣判辞：占世界GDP近15%的社会主义力量承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61.9%的死亡。在朝鲜战争中，99.5%的死者是朝鲜人或中国人。在越南战争中，99%的死者是东南亚人。跨越三场战争、五十年时空和各大洲的模式已经表明：一无所有者拯救了人类，而拥有一切者为战后掠夺保存实力。
苏联摧毁了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苏联红军在决定人类命运的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和柏林战役中歼灭或决定性击败了德国国防军的兵力。代价是：2700万苏联人死亡——这是俄罗斯科学院的官方数据（1993年）。以1940年的1.96亿人口为基数，这一数字占苏联人口的13.8%。也就是说，全世界有1.2%的人口因保护我们其他人的生命在反抗法西斯斗争中牺牲。
这些不是抽象的统计数字。整村整村的18至50岁青壮年男性无一幸存。德国1100万总军事伤亡中的900万，是被苏联歼灭的。这一胜利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的抵抗阻止了日本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进攻苏联远东地区，当时莫斯科正处于危急关头。正如普京总统在2025年所承认的，中国的英勇抵抗是“在最黑暗的几个月里，阻止日本从背后捅刀苏联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苏联死者中包含：在东部杀戮场被纳粹杀害的150万至200万犹太人，在德国集中营被蓄意饿死的330万战俘，以及因《东方总计划》和其他针对“劣等人种”斯拉夫人的纳粹种族政策而惨遭屠杀的数百万平民。
中国的灾难性人口损失：仅1937年至1945年间有记载的死亡人数至少就有2360万，其中2060万直接死于作战与屠杀，另有300万死于1942年日军侵扰引发的河南饥荒。此前的1931年至1937年中期，日本侵略已造成约45万人死亡。1931年至1945年间有记载的死亡总人数达2407万。若包含伤者在内，总伤亡人数达3500万。但即便是这个惊人的数字，也未能反映这场灾难的全貌。若计入因战争破坏而未能出生的1500万条生命，中国总人口损失超过5000万。西方承认的中国死亡人数约为1400万至2000万，却完全忽视受伤人数，更抹去了需数代人才能填补的人口缺口。
强迫劳动制度为这场种族灭绝增添了另一重维度：1935年至1945年间，中国东北1150万强制劳工中有20%死亡（230万人死亡）。根据中国学者卞修跃所做的精确种族灭绝（非模糊估算）的研究，被运往日本的38935名强制劳工中，16.9%死于日本天皇的故乡。
西方坚持只统计死亡人数，这种做法造成了双重抹杀。当3500万中国人死伤时，若只关注其被低估的2000万或更少死亡人数，便等同于抹除了至少1100万伤者——这些人的生活同样被日本侵略摧毁。西方士兵负伤计入战损，1100万中国伤者却从历史中消失。
2015年，中国动用60万人员参与政府调查，记录当年日军多种手段下的系统性灭绝行径：南京大屠杀六周内30万人遇难，一月内发生2万起强奸案；“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凡日军所到之处即为坟场。即便是正规的战俘营也暴露出日本法西斯民族沙文主义政策：日本杀害了99.9%的中国战俘，但仅杀害了27.1%的西方战俘。
731部队昭示了非人类暴行的极致——将囚犯称为“圆木”（ 日语中“圆木”与“人”发音相近），并对他们进行生物战实验。恶行包括无麻醉活体解剖、故意感染鼠疫和剖开孕妇观察胎儿感染。
美国作何回应？给予731部队头子——石井四郎整个指挥部完全豁免权，以25万日元的微薄代价向日本科学家购买因“人体实验伦理限制”而无法在美国获取的数据。这些用鲜血换来的研究滋养了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计划。
当纳粹医生面临纽伦堡审判时，没有一个731部队科学家被美国起诉。如今，您可以在哈尔滨731部队纪念馆看到这些逃脱法律制裁的日本战犯照片。
殖民地的浩劫：八百万被抹去的生命
当帝国列强保存实力时，它们的殖民地却已血流成河。870万殖民地臣民死亡，这是英美死亡人数的十倍。
在1943年孟加拉饥荒中，英国政策导致300万印度人死亡。300万人饿殍遍野时，英国却将孟加拉的大米用于出口并拒绝救济船只入境。丘吉尔曾向其私人秘书说过，“印度教徒是可憎的种族，仅靠他们的繁殖力就能逃脱应得的厄运”。他还希望英国轰炸机司令部司令空军元帅亚瑟·哈里斯能够“派遣一些多余的轰炸机来摧毁他们”。
荷属东印度群岛有340万人丧生，占总人口的4.7%。仅爪哇岛，1944年至1945年间就超额死亡180万人。强迫劳动制度将30万印尼人强制送往海外，其中仅7.7万人幸存，死亡率达74%。
法属印度支那，150万人死亡，占当地总人口的6.1%。1944至1945年的大饥荒导致100万至200万越南人丧生，其直接原因包括日本军队的强制征用与法国殖民当局的资源掠夺。
缅甸：日占期间34.5万人死亡，而英国只关心橡胶种植园；
缅甸铁路：亚洲强制劳工死亡率83%，西方战俘死亡率25%——奴隶制度的种族算计；
马来亚和新加坡：70000人；
菲律宾：76.5万人；
葡属帝汶：13.8%的人口死亡——所有领土中最高死亡率；
当欧洲被法西斯占领杀戮时，殖民列强却在囤积资源。印度人挨饿；英国拥有粮食。印度尼西亚人成批死亡；荷兰榨取财富数个世纪。越南人大量丧生，法国早已窃取他们的稻米体系。
共计870万殖民地亡魂。殖民国家的博物馆纪念巴丹死亡行军12,000人，却无视444万东南亚平民。
劣势装备下的战略战术优势
三场战役证明日本可以被击败。平型关战役：共产党军队歼敌千人，缴获百辆汽车——日本首败；台儿庄战役：日军遭遇溃败，其4万-5万兵力中的2万-2.4万人被歼灭；万家岭战役：整个日军师3.1万人仅余千人生还，1938年10月10日，成为日本最黑暗的一天。
1940年，由共产党发动的百团大战对华北地区协同出击，重创了日本的基础设施。中共军队牵制了60%的日军与95%的伪军——不是模糊的“大批”，而是精确且令其损失惨重的大多数。“麻雀战”让日军每前进一公里都付出鲜血的代价；河北冉庄地道战：16公里地道连接五个村庄，游击队员如幽灵般神出鬼没。
打败法西斯主义靠的不仅是牺牲，更是化劣势为优势的精妙战略。社会主义领导制度不仅动员群众，更以智谋和战斗力碾压占尽物质劣势的敌人。
百团大战，狮脑山战斗中的我军机枪阵地
苏联的创新精神将失败转化为全面胜利
苏联面对着看似无解的难题——既要从沙皇封建制度的废墟中构建人类首个社会主义社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改造整个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关系体系），又要在大战必将来临的背景下，于十年内打造出足以应战的军事工业体系。
当1941年6月德军突破苏军防线时，西方观察家预言苏联只能坚持数周。但是，在短短18个月内，红军就摧毁了整个德国集团军。其中的秘诀在于将革命军事理论与空前的社会动员相结合。纵深作战理论设想多点突破敌军防线，然后利用预备队歼灭整个敌方战线。
危局之下，1523家工厂被装载至150万节火车车厢，顶住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于五个月内撤离至乌拉尔山以东。1650万苏联公民随工厂一同撤离。基洛夫工厂从列宁格勒撤至车里雅宾斯克，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5800台机器就在没有屋顶的大厅里安装并投入运行，而工人们则住在零下40摄氏度的帐篷里。
苏联坦克产量：从1941年的6274辆增至1942年的24639辆——在丧失60%工业产能的情况下增长4倍。10万辆坦克对阵德国的5万辆。T-34坦克对德国国防军造成如此重创，以致德国工程师拼命尝试仿制却惨遭失败。连兰德公司都承认：“（它是）创造性设计的典范”。 截至1944年7月1日，德国后方约有205600名游击队员被组织起来，投入生产。
斯大林于1941年6月30日成立国防委员会，协调这次前所未有的撤离。工人们昼夜不休地工作，在列车抵达时围着设备搭建新厂房。到1942年3月，这些撤离的工厂已恢复至战前生产水平。德军虽占领了含苏联全国40%人口、60%煤炭钢铁和铝产量的地区，但苏联军工产能在1942年仍超越德国。唯有社会主义领导的社会才能在入侵下实现这样的转移奇迹。
这就是科学优势。
斯大林格勒战役证明，苏军的纵深作战理论优于德军战术优势。朱可夫诱使德军最精锐部队陷入城市巷战，使德军坦克优势无从发挥。每栋建筑都成为堡垒，每个房间都化为战场。当德军在城中耗尽力量时，苏军预备部队已在两翼完成集结。“天王星行动”以数学般的精确度发起攻击，直指德军部署在其侧翼的罗马尼亚军队——这些驻守关键阵位的盟军部队实为德军防线的薄弱环节。同时发起的多路进攻，击溃了这些罗马尼亚军队并包围了整个第六集团军。
至战争结束，苏军已能常规性歼灭整个德国集团军，战线跨度达千里。这只曾在1941年德军偷袭中一度溃败的苏联军队，到1944年已经能实施资本主义军队无法企及的复杂大规模作战。
这不仅是英雄主义，更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与群众创造力的融合。资本主义军队保留专业部队，而苏联体制动员了全体人民。到1942年，女性占红军前线兵力的80万，她们不仅是护士，更是狙击手、飞行员、坦克手。游击战牵制了50万德军，倚靠的是地方的组织力量。
虽丧失大部分工业基地，苏联在所有重要品类的产量均超越德国：112100架作战飞机对德国的89500架。德国300万到500万的军事死亡中，有260万到310万死于对苏作战；1100万总伤亡中，900万来自东线。1941年至1944年间，德国不得不将75%至80%的总兵力部署在这条3000公里的战线上，并最终葬送于此。
当盟军帝国主义者在诺曼底登陆日面对58个德军师时，红军在东线就摧毁了228个师。
中国的创新让日本优势化为乌有
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的弱势转化为优势。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通过游击战牵制了日军60％的兵力。“全民抗战”使每个农民成为补给者，每个学生成为组织者。
国民党常规部队则应对剩余40%的日军。尽管在某些防御战中取得显著胜利，国民党在常规作战中仍面临严峻挑战。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1938年）中作出科学分析：日本强大但是个小国、孤立无援，还很野蛮；中国虽弱但幅员辽阔，得道多助，经得起持久战。毛泽东预言的三个阶段——战略防御、相持、反攻——与战争实际进程完全吻合。他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后又写道“但党指挥枪”。这一预言得到精确验证。
敌后战场成为日本不断流血的伤口。共产党军队在被占领土各地建立根据地，实施土地改革以动员农民，并实行民主治理以团结各阶层反抗侵略者。至相持阶段，游击战牵制了60%的日军和95%的伪军。地道战、运动战和地雷战，每一种战术都直击日军弱点。占领者控制着城市和铁路，可其它一切却被抵抗力量控制着。
1940年的百团大战证明，被占领区是坟墓而非殖民地。在整个华北地区进行的协同作战摧毁了日军的基础设施，打破了“绥靖”的神话。每一段被炸毁的铁路、每一支遭到伏击的车队都证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当每个村庄都充满敌意、每个农民都是情报网络、每个夜晚都可能遭遇袭击时，先进的武器就毫无意义。日军发现自己正淹没在人民战争的大海之中。
这是革命理论在具体实践中的科学运用。事实证明，这个等式是正确的，即正确的政治路线加上群众动员等于军事奇迹。中国证明，当整个民族拒绝被奴役时，帝国主义的技术优势就会土崩瓦解。
这与资本主义军事领导层的打法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和英国指挥官占尽优势：精良的装备、不间断的补给线、压倒性的空中支援。然而，他们行动谨慎，始终想着保存实力而非消灭敌人。盟军的“市场花园”行动失败了，阿登战役令他们措手不及。他们耗费十一个月的时间从诺曼底推进到柏林，而红军在应对更艰巨战局的同时只用了四个月就完成了同样的距离。
美国的“生产奇迹”实则低效。战争期间，制造业生产率每年下降1.40%。成本加成合同可以保证无论浪费多少都能获得利润——企业能收回所有成本并获取按照固定比例的利润加成。杜鲁门委员会的结论是：“战争就是浪费——人力与物资的浪费”。准则就是：利润最大化，效率最小化，让他人去流血。
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人民死亡人数：占死亡总人数的72.5%，而英美死亡人数占比是1%。
法西斯反共主义的全面剖析
当我们全面审视法西斯主义在对外扩张之前，如何在国内完善其屠杀机制时，帝国主义民主政权对法西斯大屠杀的默许便昭然若揭。
德国将政治谋杀工业化。1932年11月，德国共产党获得了接近600万张选票（16.9%）。在纳粹统治的第一年内，至少有10万名政治反对派被捕（人民民主党领导层估计，截至年底将有13万人被捕，2500人被谋杀）。1933年至1939年间，有三万人被处决，另外有15万人被送往集中营。到1933年底，有27000人被关押在集中营，其中大多数是政治犯。标记政治犯的红色三角形成为系统性灭绝的原型——共产主义者充当折磨和杀害下的实验室，纳粹在这里完善的杀人手段，后被用于对付犹太人、罗姆人和斯拉夫人。
西班牙将政治清洗科学化。佛朗哥在战线后方屠杀了13万至20万平民，是共和派控制区暴行致死人数总和的三倍。1939年3月之后，有五万名共和派人被处决。至1941年，囚犯人数达23.3万人。在巴达霍斯大屠杀中，1000名手无寸铁的左翼人士惨遭屠戮。国际纵队志愿者伤亡率达30%——民族主义者“通常会处决所有外籍战俘。”1940年，佛朗哥拒绝了纳粹从法国集中营遣返西班牙共和党人的请求，宣布他们无国籍，并将1万多人关进纳粹集中营。
日本特高警察依据《治安维持法》逮捕了7万人。1928年3月15日，单日逮捕了1600名共产党员。酷刑是官方政策——1933年对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进行的尸检揭露了此系统性暴行。在伪满洲国，仅锦州一家法院在1942年至1945年间就以“思想犯罪”判处1700人死刑、2600人无期徒刑。
1920年至1922年间，意大利黑衫军实施了2120起反社会主义暴力行为，其中包括709起杀人事件，同时袭击了意大利北部农村地区的社会主义委员会和工人组织，特别是在波河流域和艾米利亚地区。墨索里尼的秘密警察奥夫拉（OVRA）保存着13万名“颠覆分子”的档案。安东尼奥·葛兰西死于法西斯监狱——其罪名是：以共产主义者方式思考。西方领导人不仅知情，更在喝彩。
丘吉尔在1937年宣称：“若必须在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我不会假装会选择共产主义。”《西雅图时报》称赞希特勒的镇压是必要的“政治大扫除”。1938年7月，福特公司获纳粹德国授予最高外籍勋章。西方与法西斯主义的每一次握手，都是用共产主义者的鲜血签下的契约。
这些屠杀机制后来又重现于印度尼西亚、智利、萨尔瓦多——任何人们选择社会主义而非屈服之地。
表7：甚至杀手们也供认不讳——施暴者的自白
反共十字军：从秘密反共到公开反共
法西斯主义垮台的那一刻，面具就已掉落。大西洋列强真正的敌人从来都是共产主义，而非法西斯主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硝烟未散，杀戮已再度开启——此番矛头直指任何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
时间线揭示了真相：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1945年9月：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美国运送法国军队以实施再征服；
•1946年至1949年：希腊内战——英国和美国先后镇压共产主义者，造成15.8万人死亡；
•1948年4月：韩国济州岛起义——美国支持的部队屠杀了1.4万至3万人；
•1950年6月：美国开始全面入侵朝鲜；
从“战胜法西斯主义”到对社会主义的种族灭绝战争，仅历时五年。没有间歇，没有和平。曾火烧东京的B-29轰炸机也在“祖国解放战争”中将朝鲜化为火海。杀戮从未停止，只是改变了目标。
日本于1945年9月投降。到1950年，仅仅五年后，美国就焚毁了朝鲜半岛，以防止其在社会主义领导下实现统一。战争造成400万至500万朝鲜人死亡，不包括为保卫朝鲜免遭美国种族灭绝而牺牲的197653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而美国仅损失了5.4246万人。
朝鲜承受了灭绝性打击
表8：抹掉的数据——西方拒绝统计的真相
朝鲜死亡人数在150万至300万之间，占朝鲜战前人口的15.6%至31.3%。美国向这个仅宾夕法尼亚州大小的国家投掷了635000吨炸弹和32557吨凝固汽油弹。美国将军柯蒂斯·李梅表示——此为他的原话——“我们烧毁了朝鲜的每个城镇，消灭了差不多20%的人口”。
20%——这是李梅亲口供认的。朝鲜战争博物馆记录的数字甚至更高：30%的人口被杀害，尽管这些数据来源仍被西方学术数据库排除在外。
朝鲜22个主要城市中，至少有18个有一半被摧毁，个别城市的破坏程度从65%到100%不等，其中新安州被完全摧毁，沙里温有95%被毁。
凝固汽油弹和火焰风暴之下没有伤者——血肉燃烧、肺叶焦灼，目标区域内无人生还。常规轰炸更是造成了不计其数的伤亡——废墟掩埋、弹片致残、孤儿饿殍。
现代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遭受过如此集中的毁灭性打击。
中国派出数十万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其中，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于1950年11月牺牲。
曾于1942年弃守菲律宾的麦克阿瑟将军，此时命令空军摧毁38线以北的“每一个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曾对日本使用的种族主义灭绝战术，如今指向任何抵抗资本主义的国家。
从1950年8月起，侵朝美国空军不断侵入我国东北领空，疯狂轰炸边境城镇和乡村。这是丹东市被轰炸后的情景。 抗美援朝纪念馆资料图
越南：模式的延续
越南再次印证了这一模式。随着法国殖民战争的失败，美国立即无缝接管。从1955年到1975年，越南死亡310万（或更多）人——这一数据来自包括越南官方在内的多方报告。西方历史学家仅承认150万，不到一半。这并非“数据差异”，而是纯粹的抹杀。
美国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投掷了766万吨炸弹，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总投弹量的3.6倍。老挝和柬埔寨的死亡人数在现有资料中未单独记录，但均计入区域毁灭统计人数中。
310万越南人VS 5.8万美国人，比例为53:1。
美国在越南的投弹量比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战场上的总投弹量还要多。为何如此？因为越南的例子——小国成功抵抗世界最富有国家——势必会激发其他国家的抗争意志。
当我们计算人口百分比时，“种族灭绝”一词便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朝鲜战争中，请记住那可能的三成死亡人数。当他们谈到“人道主义干预”时，请记住这个数字。
跨越三场战争的模式揭示了系统性灭绝。当一个族群30%的人口死亡，我们称之为种族灭绝——除非施行者是美国。
历史被改写
好莱坞将诺曼底登陆日塑造成转折点，抹去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会战。美国教科书将《租借法案》描绘成慈善馈赠，而不是决定性战役结束之后才姗姗来迟的援助。原子弹成为了战争的终结者，而不是挺进抗击日军的苏联军队。
这不仅是宣传，更是舆论准备。如果美国人相信是他们将世界从法西斯主义中拯救出来，他们便能被动员去从共产主义中“拯救”世界。那些曾与希特勒做生意的企业现在却从围剿社会主义中获利。
金钱的轨迹：学术共谋贯穿于具体的机构和个人。文化自由大会拨给中央情报局1700万美元的预算，委托专门的历史学家重写这场战争。欧文·克里斯托主编《文汇》，西德尼·胡克从柏林会议领取报酬，两人实则皆为中央情报局领薪人员。胡克提出了“极权主义双胞胎”论，将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小阿瑟·施莱辛格参加了同类会议，后来他写了《重要中心》，辩称美国自由主义拯救了民主，抹掉了2700万名苏联人死亡和3500万至5000万名中国人民伤亡的真相。中央情报局国际组织处处长托马斯·布雷登后来在《星期六晚邮报》坦言：“我为中央情报局‘不道德’而自豪”——吹嘘自己收买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
那些记录社会主义牺牲的人士却遭到系统性打压。赫伯特·阿普特克曾撰写大量有关苏联贡献的文章，但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被正式列入黑名单。1965年，当他试图在俄亥俄州发表演讲时，当局强迫他静立，听他人代读其著作。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尽管在权威期刊发表论著，但却因在《美国外交的悲剧》中记录美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径而屡次被拒绝授予终身教职。1956年联邦调查局的一项调查显示，特工曾接触过61%的教授，目的不是为了调查，而是为了恐吓。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仅国防部支出就占所有美联邦研究支出的75%。到1960年，在斯坦福大学，联邦合同占整个运营预算的40%。学术“自由”实际是五角大楼的优先事项，即知识捕获的架构。这传递的信息很明确：要么撰写美国英雄主义，要么断送学术生涯。
语言即武器：哈佛大学要求亚洲历史学者会两门东亚语言，但对欧洲历史学者只要求会法语和德语。这种守门机制具有结构性：更多的学者可以记录欧洲人的苦难，而中国的伤亡数据仍然被困在语言壁垒之后。当拉纳·米特估算中国死亡人数只有1400万，而中国记录的死亡人数为2407万、伤亡人数为3500万至5000万时，我们看到了制度性利益如何凌驾于证据之上。这个差距并不是统计错误，而是协同抹除的体现。
《大英百科全书》——两个多世纪以来英美知识生产的黄金标杆——通过其收录和抹除的内容揭示了帝国主义史学观本质。
他们的二战伤亡表中(（2025年8月检索版）所列中国军人死亡人数为1310224，但并未录入平民死亡人数或死亡总人数——留下的只有空白。相比之下，记录的波兰平民死亡人数为567.5万，死亡总人数为580万；南斯拉夫平民死亡人数为120万，死亡总人数为150.5万。就连战败的德国也有记录：平民死亡人数78万，死亡总人数420万。
而中国，战争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1931年至1945年），本应记录有2400多万平民死亡的一栏却是空白。
讽刺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脚注显示：“中国数据包括1946年报告的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国民党军队的伤亡人数，不包括地方武装和共产党部队的数据。一些汇编资料显示的估算军人死亡人数为220万，平民死亡人数为2200万，但其准确性令人怀疑。
好莱坞作为历史呈现者
五角大楼与好莱坞合谋（记录在案的作品逾2500部），确保美国人通过《拯救大兵瑞恩》而非学术研究来了解历史。当《自己去看》(Come and See) 等苏联电影被限制在最多100家影院放映时，经五角大楼审核的电影却可以登陆数千家影院。每一部被压制的苏联电影，都意味着数百万人永远无从得知红军消灭的德国国防军兵力，是西方盟军所遇敌军的十倍。当《兵临城下》（2001年）描绘苏联士兵共用步枪的情节（俄罗斯历史学家指出这纯属虚构）时，其观众数量却超过了所有苏联战争电影的总和。当五角大楼可以用资金充足的谎言掩盖真相时，完全无需封杀真相。
同样的抹除方法应用于所有社会主义阵营的伤亡统计。越南记录1955年至1975年间死亡人数达510万，而西方历史学家只承认150万。冈特·莱维将美军击杀造成的死亡人数下调了30%，同时指责越南政府的数据“出于政治目的而夸大”。施暴者俨然成为了其罪行的审计师。
回形针行动对比
美国的“回形针行动”，将1500多名纳粹战犯带回美国，其中包括使用奴隶劳工和进行人体实验的党卫军成员。他们得到了实验室，而记录苏联牺牲的学者却被列入黑名单。
当纳粹科学家获得美国实验室时，纳粹工业家则得到了美国的保护。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他的奴隶劳工为德国国防军建造军火库——于1951年获释，他的财富根据美国法令归还。匡特家族靠集中营劳工致富，成为宝马亿万富翁。希特勒银行家赫尔曼·约瑟夫·阿布斯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提供资金，后来成为总理阿登纳的顾问。费迪南德·保时捷使用布痕瓦尔德奴隶制造虎式坦克，他的家族帝国在美国占领下蓬勃发展。没有一个经营集中营工厂的纳粹工业家在纽伦堡审判中受到制裁。
但即使是此等对纳粹的可耻保护，若与日本战犯的全面免罪相比，也显得微不足道。两个战败国都失去了海外帝国——德国丧失了所有海外资产，日本放弃了237亿美元的殖民资产。两国的战犯都被征用："回形针行动"的纳粹科学家为美国制造火箭，而731部队的生物战专家则在德特里克堡研发武器。差异体现在表面的问责上：德国调查了9万人涉及纳粹时期的罪行，并向大屠杀幸存者支付了868亿美元赔偿——这是杀害白人和加入西方联盟必须付出的代价。
日本则没有进行类似的国内追责。虽然处决了920名日本战犯（超过被处决的数百名德国人），但这都是受害国强加的外部审判，而非日本自身的清算。到1950年，日德两国都被重新武装起来对抗共产主义——北约将德国视为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日本则被用来对付朝鲜和中国。区别在于：柏林的纪念馆最终记录了施暴者的罪行；而靖国神社却将战犯奉为烈士。其中的准则是：当遏制共产主义比正义更重要时，问责就成了可有可无的选项。美国保留了日本的帝国体制和官僚体系，以确保一个稳定的反共盟友——在冷战武器库中，战犯成了资产而非负债。
记忆黑洞：承认战争真相
2025年3月29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站在硫磺岛上庆祝“昨日的敌人，今日的朋友”。日本和美国曾作为竞争帝国而非意识形态对手交战，他们共同的敌人始终是社会主义。
历史修正主义正加速上演。在2023年广岛G7峰会上，原子弹爆炸被重塑叙事——不再是美国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而成了对“俄罗斯和中国核威胁”的警告。美国核武器的受害者竟成为宣传工具，用于指控从未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日本首相站在站在14万人的死亡之地指责北京和莫斯科，却丝毫不提华盛顿。
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的五年里，麦克阿瑟开始重新武装日本。六年内，《旧金山和约》就将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真正打败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排除在外。如今，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宣布日本为对抗“共产主义中国侵略”的“作战总部”。
这条时间线揭示了真相：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是暂时的（1941年至1945年），而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是永久的（1917年至今）。美国与日本交战了三年半，而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已逾百年。
大西洋列强承认的数据与受害者记录事实之间的差距绝不是误差，而是对真相的抹除。以下是证实它们谎言的数据：
4100万至6800万伤亡人数被抹去，这超过了法国人口，这些人彻底从历史中消失了。
施暴者的自白印证了受害者记录的事实。当加害者承认犯下种族灭绝罪行时，否认即成为共谋。
4100万到6800万人被从历史中抹去。这就是帝国撒谎的方式——让死者经历双重消亡。首先，夺其生命，摧其肢体。然后，否认这些事实的存在。西方承认数据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绝不是误差、疏忽或方法上的差异。这是蓄意为之、系统性操作且仍在持续进行中。每一个被抹去的死亡都是政治选择；每一个未被统计的伤亡都在为帝国服务；每一个被淡化的种族灭绝都在保护罪魁祸首。
背叛有迹可循：从开罗到旧金山
战后的背叛在战争结束前就已注定。
《开罗宣言》（1943年11月27日）承诺朝鲜将变得“自由和独立”——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签署这份宣言时，朝鲜强制劳工正死于日本矿场。
《大西洋宪章》（1941年）保证“……未经有关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不进行领土变更”。
《波茨坦公告》（1945年7月26日）要求日本彻底非军事化并归还中国领土。罗斯福的“四警察”构想设想联合国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这四个实力相当的国家组成。而每一个承诺都会被系统性背弃。
逆转随即开始。1945年9月，时任陆军上校的迪安·腊斯克划下了三八线，分割了曾获许诺独立的朝鲜。到1950年，美国却将其承诺要解放的朝鲜半岛付之一炬。《大西洋宪章》中的领土完整原则呢？美国在80个国家建立了750个军事基地。
美国著名外交家迪安·腊斯克
二战后，美军占领了琉球王国——这个1879年被日本强行吞并的王国。《波茨坦公告》将日本主权限制在其本土和"我们确定的小岛"上，却未规定琉球人的自决权。美国只是取代日本成为占领者，直到1972年才将行政权交还日本——同样未征询冲绳人民的意见。但如今美军基地仍占据该岛18%的土地，驻日美军70%的兵力都集中在这里。
日本的非军事化呢？广岛原子弹爆炸仅五年后，即1950年，麦克阿瑟就创建了警察预备队（后来的自卫队）。
《旧金山和约》（1951年9月8日）通过精心策划的排除条款将背叛固化。尽管中国在打败日本的战争中承受了3500万至5000万人的伤亡，但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台北当局都没有受到会议邀请。苏联出席了会议但拒绝签字，认为该条约是“单独媾和”，违背了联合国原则。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抗议直言不讳：该条约“将日本打造为美国军事基地”，却将“作为主要受害者之一的中国”排除在外。美国通过排除在战胜日本时牺牲最大的两个国家来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这不是疏忽，而是奠定战后东亚格局的基础。
本为通过大国合作实现集体安全而设立的联合国，立即遭到架空。美国利用苏联缺席安理会的机会操纵朝鲜议案表决，随后制定各种替代机制绕开苏联的否决权。北约（1949年）和其他平行架构在联合国职权外运作。美国将朝鲜战争称为“警察行动”，开创了无需安理会批准即可进行无休止干预的先例。如今，在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也使用了同样的语义操纵。
三场战争，一种模式
最终的清算粉碎了帝国神话：拥有巨额财富者对最贫穷者施加了最大程度的暴力——却依然失败。拥有最少财富的社会主义力量却动员了最多人士——并取得了胜利。
当今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新冷战”也遵循同样的剧本。面孔变了，但帝国主义仍未改变。当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而忽略中国让8亿人摆脱贫困的事实时，当西方媒体将俄罗斯描绘成一个侵略者，而北约却扩张到俄罗斯边境时，我们看到的正是那台曾抹除谁打败了法西斯真相的宣传机器。
结语：百年斗争中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并不是人类战胜邪恶后迎来和平的正义之战，而是帝国主义自1917年俄国革命开始延续至今、百年侵袭社会主义历程的一章。
自由主义虚构的三种相互竞争的制度——民主、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掩盖了真相。法西斯主义实为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其面具已然脱落。真正的斗争从未存在于三种制度之间，而是存在于两种制度之间：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为应对革命威胁而启动的紧急机制。
殖民宗主国曾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从丘吉尔盛赞墨索里尼，到美国企业为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添砖加瓦——为了解决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环节可能出现的社会主义萌芽，并摧毁苏联这一伟大尝试，法西斯主义就成了他们的解决方案。只有当法西斯主义威胁到西方自身的利益时，它们才不情不愿地加入那些它们曾希望看到被摧毁的社会主义阵营。
数据无比清晰地揭露了残酷的真相。
苏联和中国掌控着不到全球六分之一的经济产出，却摧毁了超过80%的法西斯军事力量，同时承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61.9%的死亡总人数。他们赢得了战争。罗斯福和丘吉尔则布局赢得了战后秩序。这不是巧合、策略或巧妙把握时机，而是一场从一开始就精心策划的背叛，且经过了精确的执行，并通过持续至今的宣传所掩盖，当他们庆祝诺曼底登陆日却抹去斯大林格勒战役，敬仰丘吉尔却隐瞒他的孟加拉种族灭绝罪行，宣称胜利而那些真正的胜利者却数百万长眠于无名坟墓时，这种宣传仍在继续。
但战争从未结束，它只是改变了形式。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1950年，美国入侵朝鲜；1955年，美国接管法国在越南的战争。“打败法西斯主义”和攻击社会主义之间没有间隙——因为摧毁社会主义始终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同样的牺牲算计还在继续。朝鲜战争：朝鲜死亡人数为400万至500万，而美国损失54246人；越南战争：越南官方记录的死亡人数为310万（西方历史学家仅承认150万），而美国损失5.8万人；印度尼西亚：根据美国提供的死亡名单，在1966年的“反共运动”中，有100万至200万人被杀害；对于非洲来说，从奴隶贸易和殖民种族灭绝开始，六个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暴行从未间断。今年也是1955年万隆会议70周年，当时29个非洲和亚洲国家宣布拒绝成为冷战的棋子，同时要求摆脱殖民统治和新兴的新殖民主义支配，获得真正的独立。
如今，反共和殖民种族灭绝已从朝鲜群山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群岛，从刚果矿场蔓延至智利铜矿，再到加沙——目标从未改变。每个寻求独立的国家都为追求独立付出了血的代价。武器变先进了，但种族灭绝仍一如既往。任何尝试独立发展的国家都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屈服于资本，要么面临灭亡。
当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占据世界总军事支出的75%以上，当北约背弃承诺持续扩张，当制裁措施扼杀从古巴到萨赫勒地区任何主张主权的国家时，帝国主义以其他手段推动着同一场战争。“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与“文明使命”内涵无异：要么屈服，要么被摧毁。
当西方领导人援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侵略行径正名时，请记住那些真正战斗和牺牲的人。他们口口声声捍卫民主，却在被迫参战之前与法西斯结盟；他们承诺保护人权，却任由数百万人遭受战火，以保存自己的实力。
苏联和中国人民拯救人类凭借的不是财富而是牺牲，不是优越的资源而是出色的战略，不是保存资本而是动员群众。他们证明了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八十年以来一直试图抹去他们的胜利。
社会主义人民和领导层能够击败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无论是过去的法西斯主义——还是现在的超级帝国主义，纵使面临各种物质劣势。这一胜利需要天才、勇气和难以想象的牺牲。它还证明了帝国主义无法接受的一点：只要组织得当、领导有方，动员起来的普通民众也能击败任何帝国。毛泽东在《论持久战》（1938年）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真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不在于GDP增长率或军事预算，不在于殖民掠夺或工业能力，而在于那些拒绝屈膝的被动员起来的民众。数据证明他是正确的：占世界GDP的 8%的国家击败了占30%-32%的国家。准则保持不变——当人民被组织起来时，任何帝国都无法屹立。
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证明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已过去百年。如今，八个最富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占世界GDP的比重自1900年以来首次从近50%降至31%——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它们的经济扼制正在减弱。我们从倒下者和所有烈士身上汲取力量。我们不会让他们白白牺牲。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
这正是他们在谁赢得了战争问题上撒谎的原因。
这正是我们必须揭示真相的原因。
天顺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